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联合早报2007-11-28

印尼儒学：既是宗教也是生活

 ● 庾潍诚

　　日前我代表新加坡儒学会，赴印尼雅加达出席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孔教研讨会，并宣读学术论文。

　　我想，此次国际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举办，对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韩国以及印尼本土的200多名代表而言，其意义以及震撼性是深远而且积极的。

　　而且，从中我们可以思考和借鉴印尼华人社群在复兴、推动华族语言文化及儒学的宝贵经验。

　　我们知道，由于印尼的政治因素导致华语文被禁止学习及传播。在华语文经已断层了37年之久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印尼新生的两三代已经完全不谙华语文的土生华人。

不光是“中国热”因素

　　这些华人社群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口操流利的印尼语，夹杂着一口闽粤方言，以及更有渴望深入认识以及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热忱。

　　如果说，近些年来的“中国热”是重燃起印尼华语华文以及其儒学再复兴的因子的话，那这也只是算是一种刺激而且与经济直接相关的外部因素。更应该看到的是，印尼华人社群内部这几十年来就已存在的、并肩负着传承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工作者的内部积极因素。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现已年过知天命、花甲的印尼华人，他们为了传承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而默默耕耘和奔波。这些文化工作者在借助“宗教”的外在旗帜底下，努力不懈地在各地教导和传授各种传统经典。

　　让人惊讶的是，就在会议会场外就能随处买到像《易经》、《礼记》、《尚书》等等许多“诘屈聱牙”的经典，而且是翻译成印尼文字的版本。
　　从上述现象可以推知，华语华文的学习在过去数十年的印尼虽然被严厉禁止，然而记载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命脉和传统典籍和其思想，实际并没有断绝。它们以宗教、本土文字，以及儒学日常的实践的形式继续在广泛地散播和传承着。
　　而那些以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文化工作社群，正是当前印尼儒学得以复兴的真正内部力量所在。我们可以推想，假使没有近年来的“中国热”的外部因素刺激，印尼华人社群中的这股内在、蓄积的文化力量，仍然同样充当和肩负着传递民族文化思想精神的角色和作用。

　　印尼华人社群这股“知其不可而为之”、锲而不舍的内部文化力量和精神，推动了当前儒学走向复兴。印尼华人社群对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发扬的使命感、危机感，应当说也正是当今任何一个社会所需要而且借鉴的。

印尼儒学是实践性的儒学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印尼华人社群将儒学贯彻和实践到日常的民俗生活当中的这一做法，说明也证实儒学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问。

　　这启发我们除了关心少数人在做的“学问”以外，更应该将这些“学问”化诸实践以及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尤其身处这个竞争激烈的功利社会和时代，人们更需要有精神寄托和追求

　　原始的儒学或孔学，并非宗教。然而，印尼华人社群的例子，却真真切切让我们看到，原来儒学或孔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却又是那么“暧昧”不可分。

　　举个例子，印尼华人中信奉孔教的社群里有所谓的“学师”(类似宗教中的长老)。那些信奉孔教的信徒们要举行正式婚礼，都必须先经过这个“学师”的认可和同意。而这个“学师”又是经过印尼最高宗教理事会认可的宗教小领袖。

　　“学师”既担负宗教事务也身兼传承孔学或儒学的仪式和文化。
　　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推想和认为，民族语言或者文化的推广除了可以去做少部分人做的高深学问之外，实际也应该朝实用性的方向去发展。
　　再看看印尼，现今的华文学校真的有如雨后春笋般冒显出来。而据我所接触的印尼华人朋友都告诉我，不只华人社群内部，竟连其他族群都很渴望从华人身上了解孔教或儒学中的思想精神。

　　这说明印尼儒学复兴的势头正猛，而且是从民间群众当中自发地炽烈进行着。

　　就亚太区域来看，儒学以宗教形式来散播的这种情况，除了印尼这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似乎真的不多见。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类似社团的活动组织。因此，印尼的儒学复兴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和因素在里头。

　　可以说，只有透过日常的真正实践，语言或者文化的流传和使用才真正富有生命力，而不是只停留在纸面的那种“阳春白雪”式的精深学问这一层面而已。

　　印尼的儒学复兴虽然处于刚起步阶段，但是它未来对人们以及世界的和平起着的积极作用，却是可以期盼的。

·作者是儒学与《周易》研究者 http://www.zaobao.com/yl/yl071128_502.html

重新推广儒学的契机与思辩

● 林纬毅

　　对我来说，11月是引发文化激情的一个月：我参加了两次意义深长的活动。

　　11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主持“通商中国”启动仪式后，发表专题演讲。我有幸成为千多名受邀出席者之一。

　　在多了解新、中两国关系如何紧密，双方如何重视彼此关系，如何成功和中国经商的条件等知性知识之外，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文化兴奋。

　　温总理在回答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提问“现在中国和社会怎样认识和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时，指出：中国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这个思想还是源于儒家的学说的“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和合生谐：这些思想都是宝贵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所阐述的哲理，至今散发着光辉。

　　温总理又对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强调：在学校要学好各种知识，但是最重要的要有思想。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要多有一些像孔子那样的思想家。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海外对儒家思想的高度正面肯定，这应该是标示着中国政府对儒家思想的最新定位。

有学理支持才不致狂热

　　11月20至23日，我到雅加达参加第四届国际儒学研讨会暨第一届国际孔教研讨会，感触更深。在中华文化曾经断层37年的印尼，能够主办两项国际儒学会议，参与者无不对主办者感到无限的尊敬与钦佩。

　　参与者被主办者所承负的文化使命感所感动，而不计较会议的一些细节安排。

　　印尼孔教会在印尼中华文化的黑暗时期扮了承传中华文化的神圣任务，在儒学与孔教之间，我选择参加国际孔教研讨会。

　　会议不涉及中国历史上对孔教是否为宗教的争论，而认为孔教是宗教，是有价值而且适合于当今世界与社会的宗教。

　　会议更认为推广儒学的普及是当今急不容缓的任务，而最重要的途径是使孔教成为一种文化信仰，以宗教的形式加以实践、体验，从而使儒家思想融入日常生活中。

　　令我最有文化震撼的是印尼孔教徒见面时，可能他们不懂华文、不说华语，一方主动说：“惟德动天”，对方回应：“咸有一德”，并同声说“善哉”。这是他们的“早安，您好”，或是How do you do。

　　会议肯定儒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但是吁请学者走出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共同为儒学的普及与发展贡献心力。

　　我想，囿于学堂、而不走向社会的儒学研究，虽有学术贡献，终究缺乏生命力，以致有“儒门淡薄”、“花果飘零”的感慨。

　　然而，缺乏儒学研究者学术支援的民间儒学、孔教推广者，则有可能成为“孔教红卫兵”而不自觉。而儒学学者与民间推广者两相结合，才能收牡丹绿叶之效。

　　我同意会上一些学者的意见，要建立当今孔教，是一项长远的艰巨工作，需要谨慎处理。然而，我们开始了第一步，印尼孔教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对儒学的可容性不断变易

　　在对神州大陆对重建传统文化寄予厚望，和向印尼孔教会坚韧不屈承传中华文化敬礼的同时，回想起新加坡的儒学教育，也令人无限感慨。

　　新加坡早期先贤创办学校，以中国式的儒家教育来培养人才，其中所寄寓的文化理想，时过境迁之后，也仅能化为缕缕的怀古幽思。新加坡语文教育为了配合国家社会的需要，不断进行改进（改变），传统上作为传输儒家思想的华文教科书的课文，也由“载道”而转向语文功能。

　　配合国家的需要，大学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属于中文系的儒家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却没有水涨船高。这是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流传的瓶颈。

　　儒学虽然有久远的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基础，符合民情，正如蔡仁厚教授所说：儒家思想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道。这个安身立命之道包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同时也解决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

　　新加坡没有制度化的儒家，只能寄望于新加坡自己的体制，但却有以下问题：

　　一、新加坡的体制是为新加坡而设计的，不同的政治归属有不同的体制，时代、政治与社会环境不同，体制也随之改变。体制对儒学的可容性不但有限的、而且是变易的。

　　二、体制对儒家所能容纳，胥视儒家思想的功利性而定。为了融入体制，工具理性常被强调与凸现。儒家思想原有的依附性与无力感，在新加坡的社会，以前如此，现在、未来更是如此。工具的效用是立即可见的，工具理性的强调，拉高了人们对成效的期盼。当效果不能立竿见影时，人们就会失去耐心。

　　三、体制对儒家思想功利性的衡量是多方面的，其功利性也不是由儒家思想的自在价值本身所决定，更不是自觉、自动认同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能得知，更遑论决定的。

　　新加坡上八十年代末期所提出的宗教危机报告书，导致“儒家伦理”课程为其他宗教知识课程所株连，是明显一例。

　　甫回国门，匆匆写出几点感想，言不尽意，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作者是本地儒学研究者  http://www.zaobao.com/yl/yl071128_501.html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3783&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