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国学学位遭遇尴尬

作者：崔雪芹 
  
    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方案》中，国学已经作为学科门类列置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方案》对国学的学科定位，是两个层次的：其一，定为“学科门类”，其二，定为“一级学科”，列入“哲学学科门类”之下。那么，这样的“安排”是否合理，以西方学界划分中国传统国学是否可行，这引起了国内国学界的争论。 

    最近，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方案》中，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国学已经作为学科门类列置其中。《方案》中，对国学的学科定位是两个层次的：其一，定为“学科门类”，其二，定为“一级学科”，列入“哲学学科门类”之下。 

    在5月28日到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学术研讨会中，来自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多位学者，对与国学教育、国学研究相关的若干问题，展开了富有学术意义的讨论。其中，“国学学位”的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热点。 

    国学列于哲学下是“倒挂” 

    对于“国学列入哲学学科门类之下”一事，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同瑞先生认为，“国学”本来就涵盖文史哲，超出哲学的范围，如果放入哲学学科下面就太窄了，操作也很困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把文史哲打通。吴老师说，正因为哲学不能代替国学才出现国学的，把国学放入哲学下面，没有必要再设立这样一个小学科，不符合实际。 

    北大国学研究院前身叫作北大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1992年初成立，是一个跨学科的虚体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院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科研、文化普及和培养学生。这个组织主要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参与做些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从2002年该研究院开始招收博士生，学生来自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采用交叉学科培养，他们可以侧重某一个方面，最后就授予该学科的学位。 

    吴同瑞老师说，本世纪初他们在校内就酝酿过申请国学学位的问题。但最后放弃了。谈及原因，吴同瑞说难度比较大，原因有几方面，学科归属就是重要的因素。一是国学内涵比较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文史哲都应该兼通。要求学生基础比较扎实、视野比较开阔。可现在国内中学的应试教育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其二，是学生的培养问题。现在的学术发展很快，既要广博，又要专深，难度较大，是有矛盾的，弄不好要成为“万金油”了，不能成为专门人才。其三是就业问题。一旦设立一个学科并授予学位，从开始培养起就要考虑到用人单位是不是欢迎、是不是对口。所以当时就没有提出申请作为国学学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认为，作为国学教育先行一步的人大国学院，面临许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其中国学学位的设立无疑是关键的问题。学位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论哪个学校兴办国学教育，在招收学生时，只能以权宜之计“挂靠”在别的专业之下。这对于国学教育而言，可能就会成为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孙家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和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方案》，将国学列置其中，确实对国学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相信解决国学学位问题的进度，会因此而大大加快。但孙家洲反对将国学设在某个学科下面，因此受制于某学科。他希望将国学列为单独的“学科门类”的方案，其下设置的“一级学科”也为“国学”。使得国学取得了与文、史、哲三个学科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而隶属于“哲学学科门类”，是不合理的，例如，“中国哲学”本来应该属于“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学术层次关系是清晰无误的，现在“倒挂”的局面势必影响学术研究。 

    西学分科容纳不了国学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认为应该尽快就设立国学学位进行一些论证和讨论。冯俊还提出几点疑问，按现行的学位体制，国学只有成为学科门类才能授予国学学位，要成为学科门类首先得成为一级学科，如果先是一级学科，那它应属于哪个门类？能否一步就成为学科门类而不用先成为一级学科？这些需要各位专家从学理上、从学位体制上予以论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也认为，国学应该单独设置一个门类。因为现在大学的学科分类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制来分类的，而国学的涵盖面很广，用西方的分科方法没有办法来整体地把握，因此需要设立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 

    郭齐勇建议，现在要逐步建立融进中国千百年传承的一个有效的分类法。国学把经史子集都包括了，有很多现在社会学、人类学的内容，与社会生活联系是很紧密的。“三礼之学”就有今天很多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的内容，分门别类的分科的研究就容易肢解。培养国学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更能够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真实内涵，不至于肢解它，不至于搞得面目全非，否则没法理解我们的文明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考虑到现行的中学教育体制，郭齐勇说，进入国学班或者国学院的学生从认字开始、从读古文献开始，要打下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研究学问、修养的训练，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不同特点。从国学学习的目的来说，是弘扬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然后和现代化的生活相接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如果分科就意味着肢解，会目无全流，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状况不甚了了，所以在方法学上还是要有整体的一些研究。郭齐勇认为现在正好是一个时机，用国学作为一个门类，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组建整合起来如实地研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这是当代中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汪学群研究员的观点和郭齐勇大致相同，他认为简单地说国学就是中国故有的学问，也称国故。而真正使国学这一称谓名扬天下的应属晚清的国粹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创刊，是该派兴起的标志。这派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为立国之本。他们以广义角度看待国学，国学应为一国所有之学，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等。他们还把国学与君学看作是对立的，把国学与国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爱国与爱国学是一致的。这已经使国学超出原来的学术范围，上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因此汪学群认为，既然国学是中国故有的学问，有它的特定历史内涵，就不应该简单地把国学归为某类或某个学科下。他同样认为现在的学科分类是以西方学科分类为基础的，而国学早在西方学科分类之前就已存在，并经过历史的长期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因此国学作为一门具有历史特色的综合性学科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 

    国学研究什么 培养什么样的人 

    国学需要容纳多少学科，学国学的人具备什么素质？搞清楚这一问题大概就能明了国学的学位应该如何设置更为妥帖。 

    1925年9月1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时任主任的吴宓先生解释了要开办的原因：中国的古籍很多，从汉代一直到民国，对古籍的注释也非常多，但是这种注释因为方法或材料上的欠缺，还不是很完善的，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国学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重新研究。国学研究的方面很广，不仅是四书五经，还包含历代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生活状况，包括语言变迁，包括风俗的沿革，包括政治、宗教、道德、学术之盛衰。这些都要研究，而且很迫切。第三个原因，除了上面的内容，国学还要研究历史上中国幅员范围之内的自然变化、河流迁徙、动植物情况，前人虽然有记录，但是还需要做专门的精深的研究。 

    国学研究院的培养目标很明确，主要是培养研究生，有两条：第一，培养以研究为毕生事业者；第二，为中国各种学校培养国学教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岂之认为，办这样一个国学研究院，对教授、导师的要求非常高，有三个条件。导师、教授应该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这很难；要用正确、精确的科学治学方法来整理国学；熟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和中国文化之成绩。这三条都不容易做到。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还是近年来的事。虽然只存在半年，但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的加入使得它在现代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地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杨国桢说，1926年设立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一定意义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也是复兴国学春雷初动时的一次重要的实践。 

    1925年12月，林文庆任厦大校长，动用全校教育资源，成立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职能，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 

    与其他大学建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不同，它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表述“国学”的概念，是“中国固有文化”，研究之目标包括：“(一)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榻之本，及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二)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并将所得正确之成绩，或新发见之事实，介绍于国内外学者。” 

    为此，在组织上暂设14组，即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磁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组、闽南文化研究组。这个思路，已超越国学即“整理国故”的范畴，把中国自然和人文的材料、中国固有的学问，用分科研究的方法来整理。 

    遗憾的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之际，陈嘉庚企业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1927年，校方无奈宣布停办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 

    著名学者庞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所谓国学，实际就是中国之学，西学传来之前，中国所有的学问。这种学问不仅仅是收录在经史子集里的那些，中医、中药是国学，天文、中国式算术、历法、水利也都是国学。 

    尽管孙家洲在另一个场合曾低调表明，人大国学院不是为了培养国学大师。但看看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是如何做学问的，也可以发现国学涉及面的确很广。 

    1925年梁先生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在短短的几年间作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很多著作，研究的领域也很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部书是梁先生的代表作，学术的结晶。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长篇文章《新史学》，4万多字。梁先生的这篇长文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2年梁先生写完《新史学》以后，就开始研究世界地理，写了《亚洲地理大势》、《欧洲地理大势》等，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西方科技很发达、武器很精锐，但西方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这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在中国一直讨论的问题。梁先生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哲学和方法论上发生了重要的革命。这是最主要的。梁先生的看法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是一样的。 

    王国维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受叔本华、尼采的影响，后来专注文学，留下许多著作，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如《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又专注史学，研究古文字学，提倡二重证据法，成为新史学真正的开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其讲义编成一部书，叫《古史新证》——古代历史要有新的证据、新的证明。他的著作很多、方面很广，对哲学、文学、史学都有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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