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人口性别比关乎国家安全

□程亚文（北京学者）

2007年03月10日01:05 新京报

　　在本届“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一些与会代表委员，则对近年来畸高的人口性别比问题，表达了严重担忧。全国政协委员李伟雄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1981年为108，2000年为117，2005年为119，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此前他曾预言，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3000万”光棍“未来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让数据来说明问题。截至2004年底，中国有县级行政单位2862个；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上升为14.4亿左右。14.4亿总人口全国平均分配，每个县级单位将为50万人口；而3000万光棍汉平均分配，这意味着到2020年后，平均每一个县级单位都将约1万结不了婚的青壮年男性。

　　再具体到“光棍”在同龄男子中的比例。由于这3000万是指20～49岁的男性，这部分男性在2000年时的年龄，是在0～29岁之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在22%左右，再平均到每个县级单位，则是每50万人口中有11万左右此年龄段男性。也就是说，未来在20-49岁男性中，将是11万中就有1万不得不单身，其比例约占一成。

　　这种景象当然不能说没有危险性。再过十余年时间，每个50万人口规模的县级单位中，处于20～49岁年龄段的男子，每11人中就有一个因女性缺乏而无法婚配，这1万正值青壮年、十分需要组织正常家庭生活的男性，在无奈游荡于通常的家庭生活之外之时，其中的混乱复杂，将不难想象。有人认为将会加剧卖淫嫖娼、贩卖妇女、黑社会暴力活动等社会丑恶现象，这并非危言耸听。

　　再放大一下，实际上，性别失衡在整个人口问题中，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跨域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独生子女成为社会中坚等等问题将带来的影响，每一个都不会比性别比失衡问题为轻。

　　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由传统向现代变迁，及其间人口转型的经历看，大规模的人口转型，特别容易给国家安全带来困扰，这种困扰包含了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层面。举例来说，法国在其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18世纪末，就因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多并在巴黎等大城市聚居，而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这一种动荡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先发国家人口转型中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也开始在中国登台，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思考和处理人口问题，迫切需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使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宏观人口学范畴。

　　□程亚文（北京学者）

中国人口出生率将持续下降 

作者：程亚文

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体，同时报道了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关于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形势的一些分析。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1990年相比，北京35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25岁时就有孩子了，目前这一年龄已提高到28岁；而在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时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这些数据无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间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北京的情况又是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如今上海、广州和北京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愿下降，不愿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实又非中国一家，而有着世界一般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一段时间的人口增长后，又重新出现人口低增长甚至停滞现象，而到21世纪初的现在，这种人口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现象，已经蔓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皆是如此。就连一向认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会也不例外。印度、伊朗和埃及这些在人们印象中生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实与2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显在下降，印度目前总和出生率为2.3，只比美国略高，伊朗目前大约只有1.8左右，竟然比美国还低。遥想20年前，这些国家的总出生率，都还在5—6的高水平，短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令人难以想象。

从长远来看，决定人口能否增长的，还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现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后，现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已转向另外一个：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还有可能？

根据以往经验和种种研究，许多人已经得出悲观结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问题，将带有长期性，不太可能人为逆转。回顾历史，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从19世纪末就已开始下降，而法国更“一枝独秀”，在19世纪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们便开始重视出生率下降问题的研究。法国人普莱将法国生育减退的原因归于法国独特的遗产分割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法国人杜蒙则提出了社会毛细血管现象说；而德国的布伦塔和蒙伯特则提出了福利说；此外还有勒鲁瓦。博列和贝蒂龙的文明说等，不一而足。

而据日本学者大渊宽和森冈仁归纳，这些生育减退理论又都可列举各种要因，如：廉价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的义务化与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人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女性增多与生育、育儿机会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对传统行为规范的继承起阻碍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龄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下降；等等。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大都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研究者普遍认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是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它们的推进，人类生育环境发生了深刻转变，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这一结论尽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却给我们观察人口出生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客观依据。

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些国家在经历出生率下降现象后，又曾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过出生率的回升。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就普遍经历过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上，这种经历重现的几率，已经极其微小。原因在于，那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还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各国人口中，农村人口还占有主要地位。但今天发达国家都早已完成工业化，人口绝大多数已生活在城市，而发展中国家也大多步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这与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随女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为往昔所不可比拟。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物质性生活样态的急剧改变，也已导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论鼓励生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遭到极大削弱。如上种种，都使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程亚文 作者系北京学者）

从现在开始，关注人口下降

作者：程亚文

美国人口咨询局2006年的世界人口统计表明，在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以13.1亿排在第一位，然而，有意思的是，它又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只增长1亿多一点，即达14.4亿，排在印度之后名列世界第二。而在联合国最新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中，则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为13.9亿。这两个预测颇耐人寻味。

目前中国人口还在增长，普遍估计再过20年也就是到2026年前后，中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如果到2050年，中国人口是14.4亿或更低的13.9亿，那将意味着，从现在起至2050年，中国人口将不再一味只是增长，而会经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

这一估计当然是基于当前中国人的生育水平。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人口能不能增长，是由其总和出生率决定的。总和出生率只有达到2.1～2.2，也即适龄女性在一生当中平均生至少两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需要，使人口总数不发生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以及其他各种统计资料来看，中国人口出生率如今明显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有关部门公布是1.8，即使按这一数据，也低于美国的2.0，更低于印度的2.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如果不算争议较多的“漏报”部分2420万，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只有1.22，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要的2.1-2.2相去甚远，这让人口学界、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乃至大众都感到意外。

然而，国内外的许多人口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都认为这一数字有很大真实性。种种客观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内地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3，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处在同样水平。而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一数据为6.0，那时中国也处于生育高峰。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中国各大城市适龄男女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的现象，其实早已不是秘密，而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想到，就是农村人口的生育观念，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已发生急剧变更。熟悉农村生活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几年来，乡村小学和中学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这是中国农村新出生人口在急速下降的明证。而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而生育两个以上子女的情况，反而不多见了。

以上情况也使得中国已快速由人口再生产的第二种类型，进入第三种人口类型。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中国今天13亿人口中，近6亿生活于城市，7亿生活于农村。在现今城市化率还不足50%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就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不再可能回头，人口出生率也将依旧持续下降。

正如北京大学乔晓春教授所说，在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不太可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的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

这无疑在提醒人们，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人口增长。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再过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就将开始负增长。其负增长的程度又将如何？如果2000年人口普查所发现的中国人口1.22的生育率准确无误，那么，即使不考虑还可能产生的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就按这个数字，到2050年，中国人口甚至将比美国和联合国的估计，还要低上1亿还不止。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其实现在已有一些端倪。举例来说，前年以来，广东与江浙沿海的许多工厂中，已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大军前来应聘，这种现象，原以为只是地区性的，但到去年和今年，人们才发现，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一问题。

在最近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在为过快的人口增长而忧心不已。然而，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就将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相反趋势。面对此种情形，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以及现行的人口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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