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25 |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关不羽）
冷思考”不是“冷饭思考”——读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有感
作者：关不羽 提交日期：2007-9-25 2:23:00
在关天看到了袁伟时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一文，既然题为冷思考，那就应该是“冷静思考”，而不是“冷饭思考”——炒炒冷饭顿顿香，但是缺乏营养。为什么说袁先生这篇2007年9月号刊载的讲话稿是“冷饭思考”呢？关键是从题材到结论都了无新意，缺乏深度。袁先生说：“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这个话很奇怪，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就不是个“理论问题”了吗？就是一个现实问题了吗？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五四以来惯常的心术——为现实服务，价值先行的历史研究思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很多应该看到的、想到的问题都“错过”了，只剩下问题到结论的粗糙议论，缺少严谨的逻辑论证。最典型的是袁先生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论述以说明“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袁先生说：“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说实话，这很不像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评述。中国不是一个带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面对即定的abcd的选择项去选择一条发展道路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限制，假设历史的发展轨迹，是一种马后炮似的思维方式。不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悬空高蹈地假设历史、价值先行地分析历史，是不能找到历史真相的。后面袁先生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清中叶拒绝英使扩大通商，三个历史事件的分析都存在非常明显的疑问。虽然这三个问题是典型的炒冷饭问题，但是炒来炒去都没有什么新意。
对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哥伦布，袁先生的态度可以总结为可惜，但是评价历史不是读《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需要感情色彩浓厚的长吁短叹。历史研究不在于可惜或可喜，所重的是可能——郑和下西洋可能变成哥伦布吗？甚至还应该追问一下，郑和之外明代中国可能出现哥伦布吗？袁先生指出郑和下西洋不求利，是最终导致他的远洋活动停止，因此最后停止了。其实，别说七次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郑和也不会到达美洲的。哥伦布的目的是找到不经过穆斯林控制区域到达中国的航路，而郑和一行显然没有这样寻找新航路的需要，不可能对未知的西印度航路产生兴趣。政府组织的远洋活动本来就不是必须带有功利目的的，郑和远航没有功利目的有哟什么可以责难的？但是，中国商人的远航是有功利目的的，而且航行至印尼的明代中国商船队规模业很庞大，可达三四千人，是哥伦布船队的三四倍，从技术条件、人力物力基础。但是，中国商船队也不会对开辟新航路提起兴趣。因为，在这条航路上，中国商人是获得了丰厚回报的，不存在另辟航路到达欧洲的需求。地理大发现没有出现在技术水平较高的明代中国，和“无功利目的”没有关系，与中国的优势贸易地位有关。作为货物净出口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瓷器、丝绸、茶叶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穆斯林控制区对国际海上贸易“抽头”是由欧洲买方买单，中国商人当然不愿意承担远洋贸易的风险。官办的郑和下西洋就不用说了，民间的商船航行也只要到达印尼就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哥伦布、地理大发现都不会出现在明代中国，这和文化有什么关系？仅仅着眼于郑和下西洋，而不能全面考察整个明代的海外贸易形势，不能分析比较东西方贸易地位迥异及其衍生的远洋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个“冷饭问题”思考上的疏漏。
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方交流没有形成中国的科学事业，袁先生的分析是有漏洞的。比如说，启用传教士计算的天文历法说明中国当时对西方技术是依照实用标准，部分采纳的——这中间出现过争论，但是实用至上的结果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对外来科技应用的宽容性与智慧性。选择历法的标准不是夷夏之辨的空论，而是推算月食的准确度。但是，其他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没有如历法计算这样的广泛应用，这还是因为缺乏实际效用。以科学理论促进生产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奠定的贸易优势也不存在工业化的原生动力。这让科学的发展没有用动力。甚至连数学这样基础科学，因为中国没有建筑精密军事城堡、频繁的土地清仗、远洋航海这样的应用领域，失去了发展与普及的动力。徐光启，甚至包括康熙乾隆这样爱好西方科学的人物，只会把科学看作有趣的私人爱好或高雅的趣味，怎么会有成立科学院的动力呢？历法计算，很有用，因此被中国文化吸纳、接受。其余科学门类没有应用的领域，受到了冷落。文化排斥是谈不上的——历法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文化领域竟能能采纳“奇技淫巧”，其余可知。这与晚清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的义和团式的排外并不相同。晚清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西学东渐是扯上了船坚炮利的军事入侵的，是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的情绪化导致了非理性的断然排斥。一种异质文化的大举进入所造成的陌生与疑忌本来就容易形成话题。况且，在救亡的敏感悲情中，出现了激烈反弹与冲突，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态。明清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的“撒种不发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追究个人的责任，乃至放大到整个文化的层面，无疑是价值先行的思考结果。只要价值先行的思考方式不被纠正，就只能重复着“炒冷饭的思考”——价值标准是先定的，不炒冷饭炒什么？就是堆积如山的史料放在眼前，也只会找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对清中叶拒绝英国“和平通商”这一问题，先要纠正一个细节——中英之间的通商是一直存在的，英方提出的实际上是扩大通商。袁先生这篇文章是个讲义，出现这样的疏漏也很正常，这是无足怪的。不过，这个细节还是比较要紧的。这次使团纠纷的要害首先是扩大贸易的问题，其次是外交礼节之争。先说扩大通商这个问题，从结果看，乾隆作出严词拒绝是很反常的。当时贸易形势对华有利，而且是绝对有利。乾嘉年间，英国是拿不出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因此才会有其后的鸦片贸易，不靠这样的“非常手段”就不能弥补巨额贸易逆差的。甚至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取得有利的外交政治优势之后，很长时间内鸦片还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扩大贸易的结果是对清廷决然有利，据估算可达年增长一百万两白银的关税收入。而乾隆是一个很能花钱，也很愿意敛财的帝王。敛财手段到了怪诞的程度，比方说非常著名的议罪银。况且，中英贸易本来就是存在的，英国要求的仅仅是扩大规模，并非不合理，也并不麻烦。如果说是归咎于乾隆对西夷的警惕与猜忌也讲不过去，一面指责乾隆在相关诏书中的自大狂妄，一面又把他说成是害怕西夷的影响，本身就很矛盾。其实，乾隆的拒绝不是表面上“天朝无所不有”这样堂皇的理由，而是清代对国际贸易一贯政策的产物罢了。明清对外贸易是集中在东南沿海，主要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也是以东南为主产地。对外贸易获得的大量现银收入也是流入东南。但是，东南又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大量白银直接流入东南形成局部的通货膨胀后，则粮食价格抬高，这是会波及到缺乏对外贸易支撑、仰赖东南粮食供应的北方地区的。明代对海上贸易先是禁，禁不住就成了走私贸易，后来索性不禁，又成了放任自流。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东南不可控制，流通领域大起大落。北方地区就难以招架，形成了东北战乱、西北造反，根本的经济原因是流通领域大起大落造成了严重的民生问题。清代对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总结过的，在政策措施上用限额贸易的方法控制白银流入东南——清诸帝对东南米价的关心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指标。限时限地，并扶植“十三行”这样的垄断代理商，就是控制贸易规模的作用。在这样的一贯政策下，乾隆拒绝英使扩大贸易的要求就不难找到更深层的因素。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体系的碰撞，也是鸦片战争的伏笔。至于说天朝如何如何，不过是这场外交活动中的辞令，今天我们看着不可理喻，在当时不过是中国在朝供体系下的外交活动中的套话熟语。也正是中国长期处于朝贡体系的国际环境中，注定了“礼仪之争”的爆发——这是英国通商使团问题的另一层面。今天不存在朝贡体系，只有西方近现代奠基的国际外交框架，这种框架下国际交往要平等交往是今天的大家的共识——至少在礼仪等级上的平等。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共识来衡量当时只有朝贡体系外交经验的乾隆、嘉庆。英使的礼仪对等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乾嘉二帝看来当然不合理。两种不同的外交体系发生碰撞，在当时而言何来对错之分？经验决定认知，乾嘉二帝不可能有这种西方外交体系的经验，当然也无从认知。这两种不同外交体系的形成都有历史背景、地缘政治环境的——西方的诸强并列竞争与东方的一家独大不是几百年的历史，而是上千年光景。这不是什么文化缺陷的问题，而是客观条件造就现实体系。。实际上，在朝贡体系下，礼仪之争的发生与否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实用为上”还是一条基本原则。比如说乾隆对英使很不客气，但是对五世达赖就恭敬有佳，持平等之礼——利用藏密格鲁派领袖的巨大影响控藏弱蒙具有战略意义，这就顾不上“天下共主”的派头了。相比之下，英使来华在今天回溯起来可能意义重大，在当时看无非远来的供使，怎么可能为之特别破格呢？脱离历史的背景，把今天的认知共识放到古人身上，近而放大到文化层面，无疑也是缺乏历史分析的正确立足点。
在这三项分析的基础上，袁先生作出了一番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这里先要说说铁甲舰的问题，铁甲舰最早的雏形是日本战国时代，“海盗大名”九鬼嘉隆制造的，这发生在中国明代中前期。但是，除了文字记载外，没有留下设计图与其他技术细节。紧随其后，在明万历年间，朝鲜名将李舜臣改造传统龟船造出了另一种铁甲舰的雏形，这是留下图样的。这两种超越时代的战船，前者诞生于控制濑户内海的海战需要，后者应用于抗倭战争的海战需要。但是，在长期和平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传了。以中国明清两代计，东亚三国都处于长期和平中，军事技术的发展缺乏动力，这不是什么文化决定的。反观最追求文治理想的宋代却在军事技术上非常进步，这是长期战争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与理学兴起也没有关系。
现实需求决定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认知范围。今天我们处于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时代，可以迅速接受大量信息，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与准备——这种前瞻性还是有限的、经验性的，而不是通灵的先知。何况在古代？古代的国际交流有两个主要途径，一则战争，二则贸易。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西方没有正面的军事冲突，哪里来的发展强大海军的动力？在东西方贸易中更是占尽上风，也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动力。关键问题是，袁先生虽然主张“放在历史经验中去思考”，却有意无意地站在历史之外评判——站在历史之外，他所说的转型期成了发展方向、发展途径的主观选择，但是真的从历史经验去考察却只有必然因素推动下的一条道路——必然因素取决于发展动力、认知范围。若要撇开这些必然因素的作用来分析历史，最后乞灵于无可无不可的文化因素也就是“最佳选择”。对袁先生提出了一串问题，却缺少了问题之上的问题——文化能决定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文化？
袁先生的第二段小结看上去更有新意些“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但是，还是要问文化能决定什么？什么决定了文化？西方文化那么好、从根子就是好、一直都很好，大规模残酷的奴隶劳动怎么会出现呢？十字军东征怎么会出现呢？野蛮的宗教裁判怎会出现呢?托马斯闵采尔这样的“伪先知”——性质很接近太平天国，怎么会出现呢？两次世界大战怎么会打响呢？这种看似宏大雄辩的问题真是大而无当，只会陷于无穷无尽的“冷饭思考”。其实，人类社会是复杂，历史的前进因素也是复杂的，文化在起作用，经济也在起作用，自然环境、地缘政治因素也在起作用。各种因素交杂，反应现实需求决定的发展动力、现实经验决定的认知范围。因此，不能一股脑儿地把历史都往文化里倒，若端着文化这锅饭反复炒，炒来炒去还是炒冷饭，越炒越没营养。
这篇讲义的涉及面很广，如有机会可以分几篇文章分析，这里先分析第一部分。
网络来源：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dispbbs.asp?boardid=4&id=2590&star=1#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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