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知人論世，即事言理

            ——讀《論語疏證》有得（之一）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章學誠謂：“事有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予嘗撰文，以爲“知人論世”、“即事言理”（吾人名之曰“訴諸範例”），實乃吾國古典學術之典型論說方式，與西方訴諸定義、原則、原理等典型論說方式大相徑庭。近日閱畢楊樹達先生之《論語疏證》，愈信乎愚論不謬。

 

  

 誠如楊氏弟子廖海廷所言：“《論語》一書，注釋者衆，或主故訓，或主義理，類皆得其一偏，未有窺其全豹。而主故訓者，往往不審詞氣，于義未安；主義理者，難免以意爲之，無徵不信。然則孔子真意，奚能大白於世乎？先師之書異是，以經證，以史證，以子證，如有未融，便下按語以索其隱。知人論世，務求事理之安，而孔氏心傳，躍然紙上，賢于諸家遠矣。”（後記）遠賢諸家，未免弟子對乃師溢美之辭；除此而外，其餘諸評，予皆以爲允當。楊先生疏通《論語》，“首取《論語》本書之文前後互證，次取群經諸子及四史爲證，無證則闕之。老莊韓墨說與儒家違異，然亦時有可以發明孔子之意者，賦詩斷章，餘竊取斯義爾。”（凡例）

 

 

 

 

 予研讀《論語》，亦嘗取前後文互證，譬如孔門論“仁”、論“直”、論“勇”、論“性”、論“命”、論管仲等等，再則取孟荀之文互證，三則收集諸子之文互證；以說明孔子因材施教之教學法、孔孟荀及諸子之觀點思想之異同。然予實孤陋寡聞，見短識庸；今閱楊先生書，方知先生之先我而又博識詳審也。茲取幾例，試以說明。

 

 

 

 

 如所周知，對《論語》第九篇首章“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之詮釋，可謂聚訟紛紜，爭論猶集中於“與命與仁”。或釋“與”爲連詞，或釋之爲動詞。前者意謂孔子罕言利、命仁；後者意謂孔子罕言利，但贊同命與仁。“與”之爲連詞名詞，《論語》一書皆有例證，因此，孰是孰非，還得征諸整個文本。一般學者皆取前義，如阮元所刻十三經註疏本注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又，朱熹集注引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比較而言，阮元註疏本義勝，因爲《論語》一書，孔子論“仁”百余次，何罕言之有，注曰“寡能及之”，是很恰當的。楊先生《論語疏證》，並不曾解釋字詞，而是僅僅把相關文獻羅列於側，並加按語，讀者自然明白全義。如於“與命”之後羅列：

 

 

 

 

 伯牛有疾，子問之，至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公伯寮訴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顔淵》）

 

楊氏樹達按曰：“《論語》一書，孔子自言命者，惟伯牛與公伯寮二事。子夏其言蓋亦聞之孔子，然則信乎其罕言也。”性命云者，乃宋明儒者所樂道也，若讀者進而以爲孔子亦樂道之則謬矣。

 

 

 

 

    於“與仁”之後，楊氏搜補孔子及諸弟子論仁之語（茲不羅列），並加按語曰：“《論語》一書言仁者不一而足，夫子言仁非罕也。所謂罕言仁者，乃不輕許人以仁之意，與罕言利命之義似不同。試觀聖人評論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令尹子文，陳文子之爲人，及克伐怨欲不行之德，皆云不知其仁，更參之於《儒行》之說，可以證明矣。以孔子不敢以仁自居，雖曰謙遜之辭，其重視仁亦可見也。” 關於“與命與仁”之解讀，楊氏取《論語》前後相關文及其他文獻互證，實與諸家註疏相表裏而又能使讀者確信無疑矣。又，征諸《論語》，孔子許人以仁者，则“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其之“求仁得仁”、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以及《左傳》“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自殷紂末世及孔子時代，越五百餘年，孔子許仁者不滿十，加之孔子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則知夫子“罕言”仁矣。

 

 

 

 

 茲再舉一例。《子張》篇載：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與子張皆受學孔門，言“交”（交友也）而有抵牾。於今人眼光觀之，則孔門儒學自相矛盾矣。然楊氏此書引蔡邕《正交論》，足以化解此所謂矛盾，其言曰：“子夏之門人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子夏）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子張）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諸如此類看似自相矛盾之議論，《論語》一書，俯首即拾，若只看經文及字詞訓詁，而不知史事，則不能解矣。惜乎今之“創新”君子，不知孔門論學，知人論世，即事言理，動輒言儒家“深度悖論”“自相矛盾”“不講邏輯”，皆不知類也。

 

 

 

 

 茲舉第三例，以明“知人論世”和“即事言理”之於理解經文的重要性。《衛靈公》篇中，孔子稱讚蘧伯玉“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楊氏詳引《左傳》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蘧伯玉出關之事：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並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又引襄二十六年衛侯復歸於位而蘧伯玉再次出關之事：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此兩事皆蘧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之例證。若不知此史事，則孔子此言確屬枯燥無味，卑之無甚高論。不止如此，楊氏又加按語，把蘧伯玉與“趙盾弑君”（實則非盾所弑，因其未“出關”，史家求責於他）事相譬況：“蘧伯玉之事，後人或以爲疑。不知古人論人以恕，不強責人以力之所不及也。逆惡之事，力不能討，身不與焉，即爲無咎。趙盾弑君，孔子惜其爲法受惡，謂越竟(愚按：竟者境也，邊境也，所謂‘出關’是也)乃免。以彼證此，伯玉之再出近關，不與弑逐之事，已可告無罪於人。孔子以邦無道可卷而懷稱之，即此義也。趙盾不越竟則不免，伯玉出關則爲卷懷，後世動以不討賊責人者，孔子忠恕之道，不如此也。”楊氏把蘧伯玉之“出關”與趙盾“不越竟”兩事互證，確乎大有裨於經義。

 

 

 

 

                            2007，7，30 下午，訥言於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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