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这篇论文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儒耶对话中儒者阵营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身份立场，可以说这也是儒教和基督教几百年的关系史中所未曾解决的核心问题。怎样处理好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中国文化发展之格局，并对宗教、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相关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陈明在“儒教公民宗教论”的初步思路下所写的这篇论文，单刀直入，的确抓住了儒耶对话问题的关键。陈明的中心论点就是，儒耶对话不应该是寻求“教义间最大公约数”的乡愿似的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更像是哲学或神学意义上的对话，不仅掩藏了各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而且回避了儒耶之所以要对话背后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陈明主张，在儒耶对话中承认自己是以儒为本或以耶为本，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这个主张非常有见地，确认儒耶各自立场的问题，不仅是儒耶对话的真正起点，而且也是其更高意义上的终点，因为儒耶对话最终还要回到怎样安顿二者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来。但是，正如同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论”尚处于摸索阶段，这篇论文也仅具初步的轮廓，其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而且文章的层次安排也不甚清晰。以下我简单谈一下几点感想。

首先是作者本人的“以何为本”的问题，也就是对处理儒教和基督教关系问题所拿出的解决之道。很明显，陈明是坚决反对利玛窦和何光沪用基督教的范式来定义、评判、乃至重构儒教的。利玛窦虽然“儒服传教”，对中国文化也极尽谦恭温和，但掩盖不了其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定识，及其背后欧洲殖民扩张主义的血腥。何光沪的儒教革新论虽然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但其“以耶解儒”、“以耶代儒”的进路却扭曲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在反对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之上，陈明拿出的解决之道是其提出“即用见体论”以来所一贯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于是何种配方的“中体西用”，陈明语焉未详。但从其对中国基督徒如徐光启、孙中山辈的推许来看，大致可以推测出其对儒耶共存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陈明称道徐光启的“文化认同和国家意识还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式的”，是“在儒学的框架里接受容纳西学”。从这一点来看，陈明所推崇的“儒耶共存的最佳模式”也应该是“在儒学的框架里接受容纳西学”。对于孙中山，陈明则认为其体现了“信仰上的基督教，文化上的儒家传统和政治理念上的自由民主”的浑然一体。这个三合一模式不可谓陈义不高，其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众多国民党高层的基督徒身份，都表明他们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模式是许多中国基督徒心目中的理想方案，把基督教处理为宗教信仰，把儒家处理为文化传统，不仅基督教和儒教成为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从而根本不存在对立冲突，而且对他们来说政治重建、文化认同和身心安顿都得到了绝妙安排。但问题恰恰在于，拥有强烈儒教情怀的陈明所追求的“中体西用”模式，不可能与基督徒孜孜以求的三合一模式若合符节。然而从陈明的论述却看不出他的模式与基督徒所认同的模式有什么区别。我想这应该是作者行文仓促，尚未充分展开所致。

其次，除了需要论述其儒耶共存模式与基督徒心目中的三合一模式有何不同之外，陈明还需要用儒教公民宗教论呼应其儒耶对话中的立场问题。从即用见体论的提出，到儒教公民宗教论的初立，可以看出陈明是极力主张儒教是教说的，不管儒教具体为公民宗教还是离散宗教。从此种立场出发所看待的儒教与基督教的对话，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对话，所要处理的也就是两种宗教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徒视儒教为文化传统，视基督教为宗教信仰，就是极力否认儒教的宗教地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对立冲突关系，从而回避或扭曲中国社会日益突出的文化认同危机。中国传统社会中儒释道三教能够和谐共存，首先是以默认儒教的在朝地位为前提的，其次三教的教是从教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还没有后来的宗教之间非此即彼的门户之见。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模式已经迥异于以往，不仅儒教失去了传统的在朝地位，而且儒释道耶教的教多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儒教宗教论的提出，就是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儒教与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把“教”理解为教化，虽然从知识论的角度仍然可以成立，但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今的文化认同危机，更遑论从实践上解决这场危机。随着基督徒数量的迅猛增加，基督教已经从个人选择日渐演化为社会选择，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基因构成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从世界历史来看，所有几大宗教之所以形成“宗教”，都是在受到“他者”的挤压、自身身份受到强烈威胁的情况下产生的。儒教在当今所处的严重弱势地位，以及受到“他者”势力(官方意识形态、其他宗教、百年来的社会习惯认识等)的强烈挤压，已经具备了使其成为现代宗教的外部条件。康有为、陈焕章辈在上世纪初提出孔教论并组织孔教会，正是对这一尖锐问题的直接回应，可惜因种种原因不幸夭折了。所以儒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或神学问题，不是伦理道德问题，更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冲突问题(尽管许多人以此为打压儒教的借口)，而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绝不可以等闲视之。

第三，“中国式基督徒”或“儒家基督徒”是否可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切入点，许多人都在积极探讨怎样从个人层面上处理传统价值与基督教价值的问题。国内就有一个叫“儒家基督徒”的网站，也有许多基督徒自认为是具有儒家人文关怀的基督徒，甚至杜维明、成中英、白诗朗等新儒家学者都曾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陈明本人也对“中国式基督徒”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其基本前提就是，“身心安顿，儒家‘收拾不住’，基督教与佛道争人心而势不可挡”，因为儒家对“大矣哉”的“生死问题”关注不够。乍看起来，这个立场颇有几分道理，但细细推敲之下，所谓具有传统文化认同的“中国式基督徒”却并不那么值得期待。先不谈儒家对生死问题关注得够不够，也不谈生死问题是否就是构成宗教的内在核心要素，只谈谈基督徒身份的中国人能否实现文化认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陈明援引徐光启和孙中山的例子，说明至少在个人层面上援耶入儒是完全可能的。但徐氏所处的时代是儒家为一切默认价值的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的基调都是儒家式的，说徐氏“以儒家精神为本”是没有问题的。孙中山的时代虽然儒家已经式微，但其本人以及周围的旧学渊源依然深厚，因此说孙中山有“道统”意识也不为过。但是在传统文化已经断层一百年的今天，有多少人还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很值得怀疑的。除了极少数人因职业或兴趣而受传统文化熏染以外，绝大多数人与传统文化是渐行渐远的。相反，基督教由于多年的积累，在组织建构上已经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条件。通过教会传道这个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基督徒一方面与儒家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是绝缘的，另一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真正的“基督精神”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像徐光启、孙中山这样集儒耶两教之精华的人物是没有代表性的。在这个情况下来谈“儒教和基督教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和谐共存”则是过于乐观了，否则儒教宗教论也成了多此一举。另外，陈明暗示身心安顿上的基督教信仰与国家认同上的“民族主义”可以并行不悖，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国家都存在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但问题在于，文化认同(这里谈的是传统文化)与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虽然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交叉部分。文化认同可以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但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也可以有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所以儒教宗教论背后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不能简化、替换为国家认同或民族主义的。

最后，由于文章处于初稿阶段，除了观点立场不够明晰外，文章的结构层次也不太清楚。如论文最后所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就需要进一步展开，前文已经论及。此外，文章开头所言“宗教对话很大程度上是诸神的对话”，虽然是一种设喻修辞，但容易引起误解，不妨明确声明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因为宗教的定义不可简化为诸神的定义，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来说，“诸神”是不可接受的；对于儒教、佛教等对“神”之本身仍存疑的宗教来说，“诸神”的提法恐怕也欠妥；当然对于印度教等泛神教来说，他们最高兴不过了，因为任何外来的本土的神都可以纳入他们的神灵系统。再者，文章在开头罗列了一系列的宗教概念，无非是想说明对宗教的多元理解，但脉络不是太清晰。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感想，留待下次再探讨。

（第三节是在吸收陈勇等朋友意见后重写的。陈明谨记）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55725&id=25518&page=1&skin=0&Sta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