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深圳商报》专题：对“丧家狗”的批评与反批评（陈明、米湾、王达三、郭之纯）

对“丧家狗”的批评与反批评

    来源：2007年05月23日 深圳商报 

编者按：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今年5月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欲以训诂考据还原孔子，并对孔子提出许多批评。没想到，此举导致了内地一些“新儒家”的不满。5月中旬，陈明、蒋庆等“新儒家”代表纷纷刊文对李零提出批评。其中，陈明的文章在多个网络社区上传之后，激起了关于如何评价孔子的又一轮争论。本版今日特刊发有关《丧家狗》一书的评论专题，敬请垂注。

愤青难做大文章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简评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

《丧家狗：我读〈论语〉》的出版座谈会不久前在鲁迅博物馆召开。鲁迅研究专家、与李零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理群这样肯定本书：它跟鲁迅先生一样，反对“中华文化殖民主义”，对于当今的国学热是一个“清醒剂”。我听了觉得很是不妥。鲁迅先生另说，中华文化殖民主义什么意思？《礼记》说“有来学，无往教”，日本、朝鲜这些所谓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都是自己派“遣唐使”来“上国”学习。从汉字到孔子，使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准大大提升。中心悦而诚服也，何殖民之有？你能举出一个文化输出的例证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中心主义”是各民族叙事的共同特征，我们也不免。至于那在列强冲击下由文化自卑转换而生成的文化自大，则属于一种“窝囊的”心理补偿，又与外向扩张式的文化殖民何干——那常意味着火与剑、利炮与坚船。我倒是比较赞成余世存和刘军宁的含蓄批评或质疑：对孔子的解构是不是有点过头？把一个坚持理想的人叫做“丧家狗”是不是不太合适？

但我不会这样理想主义地提问。我认真看过这本书，发现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写这本书的李零实际就是一个“愤青”。愤青的行为特征是情绪化思维，为愤怒而愤怒，至于发泄内容或左或右或洋或古，则取决于个人经验。对《论语》，李零素无兴趣；该书第4页说“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不同。”现在也是与对孔子满口不敬的王小波、王朔为同调。他认为安乐哲“帮孔子说好话”是“挖空心思”，属于“西人的流俗之见”；对一幅调侃孔子的洋人漫画则引王朔“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为之佐证。

众所周知，人不只是一个纯生物学概念，需要经过人文化成（社会化）才成其为人，印度狼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孔子的话，正如苏格拉底的教诲或《圣经》中的训导一样，虽卑之无甚高论，却构成人类文明基本的德行和智慧。对此，身为教授的李零不可能不知。但从本书看，“文革的刺激”加上现实的难尽人意，使讲课和写作成为情绪的宣泄和“升华”。于是，孔子“是靠学生出名”、读《论语》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等或荒诞不经或似是而非的说法纷纷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耸人听闻，也不值一驳：孔子凭学生吹捧名垂青史，那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子及其学派为什么很快销声匿迹？如果承认政治、道德、宗教是《论语》主要的思想结构和意义维度，那么“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岂不是闭目塞听自我封闭？

由于李零学养深厚望重士林，在训诂学幌子下的愤青写作显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颇具迷惑性。例如，他以尊重文本为名把孔子分为“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活孔子是“丧家狗”，死孔子是“道具、玩偶”；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实际《论语》这样的经典、孔子这样的符号不仅本身内涵深厚，而且因为在历史进程中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互动，意义一直在积淀和生长之中。这期间虽不免泥沙俱下菁芜并存，但以不真实为名而加以否定抹煞，如果不是识小不识大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李零是后者，他是烦当今的“孔子热”、“国学热”（他把国学叫做“国将不国之学”）！在我看来，传统受重视的后面，是物质生活渐趋富足的民众对精神食粮的渴望，是全球化、现代性语境里的民族对文化自觉的追求。对此有不同意见，完全正常，但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像前面提到的钱理群、刘军宁就都是如此。唯有我们的主人翁李教授，一会说要从孔子那里学点什么，一会又按照台北街头的流浪狗给孔子画像，还说绝不是污蔑之词，如果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

退一步想也许真有可能，因为愤青之为愤青的complex本就是一团没得到梳理的情意结。而在我看来，有愤青情结的人，是很难做成大文章的。

到底谁是“丧家之狗”？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质疑

■王达三（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成名久矣，特别是《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两本书更是使他由严谨学者摇身一变成为畅销作家，声名鹊起，震动江湖。裹挟这两本书的声势，李零先生再度推出《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书还未上市，就被某些无良书商和媒体炒作为一本“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好书。然而，仅就这本书的主旨亦即孔子是“丧家之狗”而言，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值得商榷。

“丧家之狗”的典故杂出于《韩诗外传》、《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书篇，而以《外传》为最早且最详细。《外传》载孔子说：“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不难看出，最早“丧家之狗”的“丧”字指“丧事”，不是指“丧失”。所以“丧家之狗”的本意是“有丧事人家的狗”。《世家》和《家语》晚出，而《世家》影响尤大，其相关记载皆节略自《外传》，未曾涉及何为“丧家之狗”。后人不查，误以“丧家之狗”就是“无家之狗”。李零先生虽素以训诂考据见称，然也难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把“丧家狗”说成是“无家可归的狗”，进而指称“无家可归的人”。顺便说一句，三本古书用的皆是“丧家之狗”的文雅之语，而不是“丧家狗”的俚俗之语。

《世家》和《家语》都说孔子欣然接受了“丧家之狗”的称谓，《外传》甚至载孔子不敢当和唯独辞“丧家之狗”的称谓：“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顾望无人。（丘）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丧事人家无暇照看狗，所以狗环顾四周，无人理会，因而很失意。礼崩乐坏、王道凌迟之际，人们属意孔子，希望他能救世，正如仪封人所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虽立志于此，但处处碰壁，因而也很失意，恰如“丧家之狗”一样。但他很谦虚，不敢当人们对他“丧家之狗”的称赞，这和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孔子看来，“丧家之狗”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一种褒义和善意的比喻；而在李零先生看来，“丧家之狗”不但是孔子现实生活的写照，带有嘲讽和挖苦的味道，而且孔子也接受这一比喻以自嘲。真可谓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言海也。

李零先生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那么，到底是没有“精神家园”还是没有“现实世界”是“丧家之狗”？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人，很有可能安贫乐道、志高识远，可谓是现实世界的“丧家之狗”；身宽体胖富足优裕的人，很有可能麻木不仁、行尸走肉，可谓是精神世界的“丧家之狗”。放弃崇高理想而委身丑陋现实的“丧家之狗”是可耻的；守护精神家园而拒绝与世偃仰的“丧家之狗”是值得赞佩的——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也正是人们之所以千古传诵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李白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原因。然而，李零先生却偷梁换柱，把因守护精神家园而不得不颠沛流离的孔子，描绘成了一个在现实世界无家可归而不得不到处流浪的孔子，难免有混淆视听之嫌、成贻误后生之效。

孔子绝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人，他本着“斯文在兹”的文化理想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救世情怀，席不暇暖、奔走呼告，干七十余君而不遇，甚至困厄于陈蔡之间，然正如颜回所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的文化理想和救世情怀，不但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而且也为中国人涵育和调护了一个精神家园。百余年来，国人挥舞着各种思想的“刀片”来批判和颠覆孔子，使得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隐而不彰。如今，李零又举起小学的“刀片”来解构和还原孔子，并赚得众人的喝彩，难免使人担心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会更加支离破碎。事实上，当我们认定孔子是“丧家之狗”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了精神家园而成了真正的“丧家之狗”！

黑格尔曾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按照李零们的做法，以后当我们提到孔子的时候，还会不会有一种精神家园的感觉呢？或者，我们的精神家园又会是什么呢？有识者不可不察！

“小道”难识“真孔子”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读后

■米湾（北京经贸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

清代朴学家江声，长于旁征博引，好《说文》至于成癖，与人书信皆用篆书，然于义理之学格格不能入。他尝致信孙渊如说：“盖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宋人所喜谈，弟所厌闻也。”李零先生，盖江声之流亚也。李氏长于考古，而厌闻道德，欲借其所谓“三古”之技（考古、古文字、古文献），恢复孔子本来面目，实在是不自量力。如果仅凭考古即可以识孔子，绝对轮不到李先生现在挺身而出，因为清代小学家的功夫已是登峰造极，非李氏可比也。

李氏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颇有“记丑而博”、“言伪而辩”之风。对此，与之争论是没有用的。这里仅问其一个问题：道德是否可以绝弃？想其当会回答曰：“道德很脆弱，但是还是不可绝弃。”如此一来，便会生出一连串问题：你既然说梁漱溟先生不畏权势，表里如一，人格高尚，表示佩服，这不是承认道德未必脆弱吗？道德既然是有益者，为何不能宣讲？既然不否认道德是好东西，而一听见人讲道德“头皮就发麻”，这岂是自己标榜的“心平气和”？你说梁先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岂知这正是儒家精神的体现？如此，为何又对表彰孔子和儒家的言论满腹牢骚？何况你自己也承认孔子之道德格言“有些比较精彩”？凡此种种，毋需多辩即足见其思理是如何的绞绕不通、顾此失彼。若拿出“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来辩护，也不成其为理由。有些组织生活可以不过，但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思想不能无组织无收束。散漫无纪，任性而行，难免遗人“为老不尊”之诮！

谈到写此书之情景时，李氏称其对《论语》，一会儿“纵读”，一会儿“横读”，既仔细“考证”，又反复“筛选”，大有“既竭吾才”之架势。不言而喻，在他眼中，这无疑一部是凝聚着如许汗水的、含金量很高的学术专著；是严肃之作，绝非儿戏之作。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李氏居然将他这部精心结撰之作定名为“丧家狗”！如此轻佻颟顸之举出自一资深学者，仅仅一“为老不尊”，焉能辞其咎？此举不仅有损其书品，更有伤作者之学人品。其病至少有三：其一，吐辞不雅驯，有失学者体面。其二，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李氏虽然语有出处，且似乎无有意侮圣之意，但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此类影响，败德伤俗。其三，炒作嫌疑明显。用火爆刺激陋劣污下之语辞招徕世人耳目，是炒作者之惯用伎俩。李氏是严肃学者，然将其精心结撰之作冠以“自贱”之名，其炒作心态几几乎昭然若揭。

最后想指出的是：虽然李氏之书名轻佻而鲁莽，序文多坚僻之论，但其人长于文献考古，或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读者可用其长而弃其短，不必因文废书也。然倘世人竟惑于煽惑鼓躁，欲于此中求得真孔子，吾恐除却支离破碎之文献扯外，其必将别无所得也。盖“小学”难入“大学”，“考据训诂”难识“性命义理”也。子夏不有之乎：“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从“丧家狗”之辩看文人精神的舛变

■郭之纯

北大教授李零在新书中将孔子喻为“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引起了巨大争议，尤其招致“新儒家”们的强烈不满。有人委婉些，指其为“学界王小波或王朔”——玄机在后面的王朔之喻，即“学界痞子”之谓也；有人则直截些，批评他“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更有人“以牙还牙”，痛骂他“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总之，“丧家狗”称谓一出，笔墨官司便一场接一场，针对于此的口诛笔伐已是铺天盖地。

纵览“新儒家”们或其他网友具名不具名的评论，不外乎认为“丧家狗”这个称呼是对孔子的不敬之辞。也许，将“大成至圣先师”与“丧家狗”两个词放在一起，冲突确实有些强烈。然而追根溯源，这一看似刻薄的喻称，却显然并不特别唐突、僭越或无礼。

众所周知，所谓“丧家狗”委实可视作孔子“夫子自道”。《史记》载，郑人对子贡形容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犬”，“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如果承认司马迁是严肃的，则孔子何以对“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形容会“欣然而笑”，便值得当前为孔子捍卫者深思。

孔子本人对“丧家狗”的评价很欣然，而其两千多年后的“弟子”对同样的评价却如此愤怒，在笔者看来，这折射出文人精神气质的舛变——从充满痛感到知足而乐，从勇于自嘲到面子重于一切。

痛感源于责任感，而自嘲则源于对自身地位的深刻而痛切的认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学之精髓。读书人倘有此襟怀和宏愿，当然既会保持真切的痛感，同时又不惧于自嘲。正是这种文人精神追求，使孔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惧风险艰难周游列国，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器识，同时也使其不惮于接受任何的批评、嘲讽和质疑——不仅对“丧家之犬”的评价能够欣然以对，对楚狂接舆讽刺他“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同样也不恼怒，而是“欲与之言”；荷?丈人讽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同样“使子路反见之”。由此可知，孔子对“丧家之犬”的评价“欣然”而不愠怒，并非作秀，也并非什么“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雅量使然，而实是心有戚戚。

时下的“新儒家”，不体谅其“先师”曾经的苦闷，却对“丧家狗”这一称谓大加达伐，这种“我们祖上其实很阔”的面子意识，令人厌倦。这样的态度，证明这些“新儒家”或许确如李零所评析的那样：他们现在读《论语》，“对书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崇圣”。为“先师”树立起一个完美而成功的形象，而后顶礼膜拜，不许他人说三道四，这种自慰式的自足，有些好笑。

从各方面情形揣测，笔者认为李零教授称孔子“丧家狗”，大概并无恶意，这从他的主张“去圣乃至真孔子”和将该书视作“一个知识分子和另一个知识分子时空遥隔的对话”可以明显看出。从而，从“丧家狗”这一称呼中，笔者读出的甚至更多是李零教授的一种悲悯，乃至“惺惺相惜”之况味——其实，就精神领域的生活而言，李零教授本人似乎也颇有些“丧家狗”的况味。比如他2005年推出的文集《花间一壶酒》自序劈头第一句即是：“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的世界。”一个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大学教授，却试图从学术的腹地逃出来，这要么证明学术生涯并非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要么证明他正在试图逃离原本的“精神家园”。换言之，“丧家狗”与否，对李零教授而言，或许只是个时态问题。

自嘲和痛感，是可贵的品质，是读书人必须应该具备的勇气。越多人坚持这样的品质和勇气，就越能够让知识对社会发挥出力量，让读书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丧家狗”之辩，暴露出时下某些读书文人自嘲精神和痛感意识的丧失，这当是比孔子“丧家狗”与否更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http://paper.sznews.com/szsb/20070523/ca26720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