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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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陈明：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哪里？－答深圳航空记者李红

（第一部分）

 

“如果说极左派和西化派之间有什么共识的话，我想就是反对读经了。看似不可思议实际十分正常――在对传统的态度上都是反对派，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西方中心论者。”

 

 　　记者：最近，北京、上海、江苏、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相继建立了现代私塾，教授孩子读经。从某种程度来说，家长让孩子读经，的确出于对目前教育水准的一种忧虑，以避免孩子“有知识，没文化”，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明：家长让孩子读经，主要并不是基于对目前教育水准的忧虑。目前教育的问题是乱收费、不公正等，水准不是大问题，因为相较过去它在整体上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之中的。一定要说，也应该接着大家经常讲的问题即重智识、轻人文。许多家长让小孩读经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培养一些对于自己传统的体认。不管是否有自觉意识，家长们模糊感觉到，我们的下一代在麦当劳、迪斯尼之外，似乎还应该知道一些别的什么。当课堂和媒体不能提供这样一些东西时，读经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情理之外而意料之中的是，这件民间自然发生、意义深远的事，竟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说当今极左派和西化派之间有什么共识的话，我想就是反对读经了。看似不可思议实际十分正常――在对传统的态度上他们都是反对派，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们都很强势，孩子进私塾读经这件事情究竟会怎样，任其自然吧！

 

 

　  记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面，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复古。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在当今的文化思潮中渐渐沉寂。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陈明：“中庸”是一种智慧、情怀和目标。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重要的是对现实挑战做出积极回应。由于全球化的扩展、现代性的深入，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等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曾遭遇的。对传统全盘否定或肯定，它们看似针锋相对，实际方法论是一致的，都是文化决定论：一方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按照儒家那一套行事；另一方则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儒家那一套行事。可能吗？这首先是因为一些为“保种”忧患的人错误吸收日本脱亚入欧时期的一些思想观念如“国民性”等而形成的――实际近代的挫折有远为深广的世界史原因。

 

 

八十年代以来的儒学或传统的否定者有的以为这是深刻，有的则是指桑骂槐借文化骂政治；全盘复古论者则多半是用情感代替了理智、以信仰吞并了认知，只意识到了传统在某些方面的依然有效而无视其某些方面存在调整更新的需要。我对这些都提出过批评。

记者：追溯历史，儒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几经起落，法家、佛教、道教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此起彼伏。近年来，“国学复兴”或“儒学复兴”这样的口号日盛，似乎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这样吗？

 

 

　　陈明：我为这事前后忙乎了十几年，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在我看来，大喊这些口号的无非两类人：一是别有用心喊狼来了的坏小子，如前面提到的自由派、极左派；二是闭目塞听自我陶醉的空想者，如一些儒学原教旨主义者。谁能告诉我现在有什么组织在主持这样的事？有何政策依凭？有何发展计划？又有多少经费投入？如果这一切都没着落，复兴二字又从何谈起？一个民族的复兴虽不以文化的复兴为全部内容，但绝对以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志。认同这一点的人也许比以前要多了，但真正用心这样去做的人，还太少！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意识到了“道之行废，系乎天数”。这些年我一直都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做事。所谓复兴儒学，在我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就像是一场战争发生，而战场上只有我一个人。李泽厚在《原道》十周年的时候就说我像堂吉诃德，调侃虽不接受，但心里却也是常常这样自嘲的。

记者：孔孟之道对世道人心的关心，与对社会组织架构的关心密切相关。但儒学作为一种学问，它与当今社会形态的关系似乎比较疏远，是这样的吗？

 

 

陈明：作为一种文化，儒学不只是一种伦理学，也不只是一种政治学或一种宗教，它是这一切的总和。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相对从前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儒学的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随着社会生机的恢复，对文化的需要也日渐强烈，而儒家文化也确实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潜能。我把当今的文化问题归纳为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点，第二点它应该结合自由主义，但第一和第三点，儒学的主体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部分）

 

 

“就目前的现实来说，汉语的地位无疑还是比较低的，而它的生命力也谈不上怎么旺盛。虽然使用的人口很多，历史积淀很厚，但近百年来它的使用者中并没有产生出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

 

 

　　记者：近年来，对汉语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不绝于口，同时，关于“汉语正在走向世界”的报道此起彼伏，这是否从另外一个角度反应了汉语文化的“自卑情结”？

 

 

陈明：对汉语文化发展前景表示忧虑是正常的，既谈不上“自卑情结”，也不是别人所鼓吹的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问题的日益凸显，是因为经济上的互渗整合、规章制度上的接轨，必然造成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博弈与紧张。在传统的认知之外，文化作为一种“实体”、作为“软实力”的属性——软实力就是在武力和金钱之外使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在今天展现无遗。网络上不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说法吗？实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法国、德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等，都或多或少都对自己文化的命运十分关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当然，有些人用以前的夷夏概念来理解评价中外文化间的关系，我并不赞成。但如果因此而忽略、误判了文化问题的真实性和紧迫性，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可惜可悲！

 

 

记者：从历史来看，汉语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也让多种外来文化被同化。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全球背景中，汉语似乎显得比较式微，于是许多人据此就认为汉语文化面临衰落，但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你怎么看的呢？

 

 

陈明：汉语大量吸收外来语，说明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我感觉全球化的趋势是文化趋同或同质化。接触的过程既是交流、融合的过程，也必然就是一个具有控制、同化意义的过程。它的性质和结果，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即民族的实力和能力――这是语言生命力的基础。每一个消失的语言后面都有一个弱小民族衰落的故事。汉语最终结局如何？要看人类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努力。

 

 

就目前的现实来说，汉语的地位无疑还是比较低的，而它的生命力也谈不上如何旺盛。虽然使用的人口很多，历史积淀很厚，但近百年来它的使用者中并没有产生出什么世界级的大人物。科学就不用说了，人文也一样。意识形态的偏颇，教育体制重外语轻古文，还有全球化、互联网冲击等等，说汉语文化面临衰落，不仅是示警，实际也是纪实。有关方面应该郑重其事了！那些指责这是杞人忧天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记者：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不仅存在语法的差别，也存在语境的差别。这种差别对大众接受儒家思想造成了障碍，仅仅是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也是难以消除这种障碍的。

 

 

陈明：我觉得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并不对接受儒家思想造成多大障碍。儒家思想用现代汉语完全可以表现，再说古汉语本身也很有用，而且并不难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材中，古代汉语所占的比例太少了，比台湾民进党按照去中国化原则下改编过的台湾教材都少得多！我去过台湾，我感觉，就人文积淀来说，他们的素质比大陆这边高出许多，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原因之一就是语文教学中他们的古汉语比重较大。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白话课文老师没东西讲，学生没东西听，时间、金钱和精力都被浪费掉了，怎么不落后？！

 

 

 

 

 

（第三部分）

 

 

“我关注的是关于我们民族生命的文化话语系统的建构问题。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而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原有的文化话语系统都失效了，我们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和未来目标的有力形式。”

 

 

　　记者：在首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你重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要性，并提出“即用见体”这一区别于其他国学家或儒家的新观点，你主张通过传统的历史情景去理解传统思想，把传统思想视为一种可以解决现在面临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身心安顿等问题的方案。你的这种观点，肯定不仅仅是反驳李泽厚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一学说。在当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你的这种提法，是出于什么样的思考？

 

 

陈明：我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启蒙”和“救亡”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战略或思路，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同时，“体”与“用”也是中国哲学中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通过对它的诠释，可以为儒学理论架构的重建寻找新的支点。我最近几年的工作基本都是围绕这些东西展开。

 

 

　　记者：因为你一直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有人说你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李泽厚先生认为你这些年来的坚持和努力，是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而且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是这样吗？

 

 

陈明：自由是人的天性。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我对什么主义向来都是敬而远之，毫无兴趣。我的目的，只是想使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一点，正好我觉得当代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应该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别人似乎又尚未注意，于是我就一门心思搞这个了。我自得其乐。前面说过，李泽厚先生说我像堂·吉诃德，实际上我是很不高兴的。原因之一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而且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保守或者说保护，没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

 

 

记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哪里？你所坚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作用又在哪里？

 

 

　　陈明：开放和保守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它们一个是指向对未来的态度，一个是指向对传统的态度。而文化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流动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构成基础和要素。小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父母和环境传染给他的东西，主要帮助其生命成长和发展。虽然这些东西可能有待改进，但这些本身却是我们对其进一步改进的基础与依凭。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虽然存在问题，但基于意义和认同的理由，我们不能抛弃；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改进、完善和光大它。

 

 

　　至于我被别人叫做文化保守主义者，我是不置可否的。虽然被人在漫画中跟蒋庆、盛洪、康晓光他们画到一起，实际我跟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相同相通处也有很多。我的价值，一是显示文化保守主义同样赞成自由、民主；二是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并不都主张复古，而是主张转换创新。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它才能慢慢呈现它本来的意义。

 

 

　　记者：有报道说，李泽厚先生曾经问你，你所创办的《原道》杂志，“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你是怎么看待的？

 

 

　　陈明：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要强调他自己原出了一个“巫史之道”，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八十年代他为现代化鼓与呼，但到美国以后则主要是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论域里进行知识论性质的工作。而我在这两点上都与他不同：从现实性上说，现代化的问题深入到了现代性的层次，文化认同、身心安顿成为当务之急；从学术角度讲，重要的是为民族生命寻求和建立行之有效的话语系统。换言之，我既不关心知识，更无意于比较。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而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原有的文化话语系统都“失效”了，我们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和未来目标的有力形式。所以，“道”在我这里，既不是某种知识，也不是某种价值，而是一种有效性。道意味着“行得通”、“可资导引”，它是“行之而成”
   的“路”，永远需要脚踏实地的探寻。

 

 

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说的时候，主要是要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世界主义者。对于社会，这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对于个人只是一种愿望。我目前还不敢、不能或不愿这样去想。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2406&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