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原：您在十多年前就以儒家自居，大力宣扬公羊学，最近，您又力倡“政治儒学”、“王道政治”。正因为如此，别人称呼您为“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乃至“儒家原教旨主义”，您觉得哪种称呼合适？

蒋：我注意到陈明和你们《原道》都不讳言自己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而别人也认为我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按照现在一般学人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解，我则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因为现在一般学人所理解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分裂的保守主义，特别是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形成所谓“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残缺的保守主义，不完整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知道，政治是文化最根本的内容，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与制度安排，不可能在政治上不保守而在文化上保守，即不可能离开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而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如果“文化保守主义”一词可以成立的话，那一定包含着“政治保守主义”。甚至我们可以说，“文化保守主义”就主要表现为“政治保守主义”。但现在一般人认为的“文化保守主义”，淡化乃至掏空了政治这一保守主义最重要的内涵，使保守主义的诉求空泛不实，没有具体的内容。这实际上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即抽象肯定文化的义理价值，具体否定文化的政治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或者其它什么主义，就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从张之洞、康有为开始，这种“文化保守政治不保守”的分裂就开始了，也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即政治上的西化或“文化歧出”，如康有为讲“孔子改制”结果改成了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制，港台新儒家讲儒家的“新外王”讲成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因此，我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包含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宗教等具体内容，“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法律、道德、教育、宗教等具体内容上都应该是保守的，没有离开这些具体内容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话，我接受“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呼，但必须加上几个定语，即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整全的、一以贯之的、有具体内容的“文化保守主义”。

至于“复古主义”，那要看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复古”。如果是董仲舒所说的“复古更化”意义上的“复古”，我接受。这个“复古”是什么意思？是恢复古圣人之道，即恢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文中子、朱子、王阳明以来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用古圣人之道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要死板地恢复古代社会的所有东西，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奇思妙想”地要想复辟古代帝制。

至于“儒家原教旨主义”，有人把“原教旨主义”翻译为“基要主义”，即“基本教义”的意思。因此，“原教旨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是西方妖魔化伊斯兰对西方的反抗而把“原教旨主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原教旨主义”就是坚持一种文化、宗教的根本原则、基本价值和基本教义不动摇的意思，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没有错，一个民族坚持其文化的根本价值不动摇哪里有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人称呼我为“儒家原教旨主义”我不反对。一个民族要保存自己文化的根本价值与独特自性天经地义，完全正确。当然，如果从妖魔化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理解“原教旨主义”，把“原教旨主义”理解为不可思议地用极端的方式来反抗、拒斥所有的现代文明，我当然就不接受这个称呼了。

原：你从“政治儒学”的角度对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进行了批评，有人就认为你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或者说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这样的吗？

蒋：说我是大陆新儒家，也可以，但不是“港台新儒家”意义上的新儒家，因为“港台新儒家”这个称号一般都是特指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现代儒家学派。当然，从我的思想历程来看，我是从“港台新儒家”出来的。我对“港台新儒家”的前辈学者一直保持着敬意，只是觉得他们的学理有问题，才提出了批评，我主要是不满意“港台新儒家”对“外王”问题的解决，即在政治上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现在的台湾为例，“港台新儒家”的“外王”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可是，这一解决是个吊诡，是最反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民进党解决了“港台新儒家”追求的 “外王”民主问题。现在台湾的民主出现了很多弊病，要搞全民公投使台湾脱离中国，这也许是“港台新儒家”当初追求民主时所料未及的。“港台新儒家”在政治层面没有继承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文化方向，仍然沿着中国一百年来“文化歧出”的道路以完全拥抱西方文化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政治文化重建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在台湾，民主与科学都是由反中国以及反中国文化的人所代表的：民主的代表是民进党，科学的代表是李远哲。这种吊诡的现象表明了“港台新儒家”“新外王”政治解决方案的失败。鉴于此，大陆新儒家必须另外寻找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国政治发展之路，这应该是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区别所在。现在，大陆的儒学群体已经开始浮现，尤其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自觉地认同儒家价值，比如你们《原道》同人和“儒学联合论坛”上的一些朋友，开始思考儒家文化在未来的复兴与发展问题。虽然这一势头还不大，但却充满着生命活力，是未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所在。

原：我发现在《以善致善》一书的作者简介中，把您介绍为“儒学家”？

蒋：这是盛洪先生写的。（笑）你说我是哲学家吗？是史学家吗？是法学家吗？都不是。可能是他觉得不好归类吧，就说我是“儒学家”。这个问题说明了在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下研究、发展儒学的困境。儒学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之学，不能把儒学当成外在知识去学习，也不能把儒学当成概念体系去理解。儒学不是用来言说思辨的，而是要用个体生命去体认、去践履的。儒学不是现在西方式学术分科以后的学问，即不是哲学，不是史学，不是政治学，不是法学，不是伦理学，不是教育学，等等，而是涵盖所有这些西方学术分科的学问，也就是马一浮先生所说的作为一切学术之源的“六艺之学”。在现代西方知识学形态和学术分科体系下来研究儒学，就不能得到儒学之真与儒学之全，就会把儒学当成无生命的死物，当成与自我生命和国族生命无关的学问。因此，要真正理解儒学，就必须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即回到“六艺之学”的学术传统。

原：什么是儒，儒学是什么，这在古代不成问题，在今天倒成了一个问题。您写过一篇《我所理解的儒学》，对儒学是什么进行了回答。那么在今天，您认为儒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形态？

蒋：现代的儒者与古代的儒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什么是儒者？认同儒家的价值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按照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与文化抱负来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就是儒者。儒者的生命形态是内圣外王打通的，儒者要修已安人、成己成物；在心性上要上达天德，在事功上要博施广济，所以儒者的生命形态是很高的，是很难达到的。我认为自己离一个儒者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心向往之，愿意不断努力按照儒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今天，儒学已经崩溃式微，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在西方哲学概念形上学的影响下（通过港台新儒家），儒家生命存在的“工夫学”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被西方概念形上学解构。在这种情况下，要做一个儒者确实非常困难。但是，我从不怀疑儒者的标准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追求的人格标准，是我们的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之所在。

原：近些年，尤其是今年，出现了一些文化现象，如官方公祭黄帝陵、孔庙，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把一些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也呼吁把教师节改为孔子诞辰日，当然，还有人认为应该成立儒教。你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怎么看？

蒋：完全支持，早就应该这样了！我同意康晓光先生的看法，应该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因为在历史上儒教本身就是国教。儒教作为国教包括三个系统：一、教义系统，即经学与广义的儒学教育系统；二、意识形态系统，即解决政权合法性的王官学系统；三、社会系统，即包括节日、习俗、仪式、祠堂、民间信仰等在内的礼乐系统。儒教的功能在于提供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意义与价值、赋予政治权力以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安顿国族生命与中国社会使其和谐富庶又充满意义而长治久安。现在有人一想到国教就马上想到精神专制，其实并不是这样。西方的很多民主国家都有国教。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教大致有三种：一、显性国教，宪法明确规定某一宗教为国教，如挪威、芬兰宪法规定路德宗是国教，希腊宪法规定东正教是国教；二、隐性国教，宪法表面上规定禁止建立国教，实际上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立国思想与指导原则都产生于某一宗教，如美国整个国家与社会的立国思想与指导原则都产生基督新教；三、半显半隐性国教，虽然宪法未明文规定某一宗教是国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一宗教被民众和国家奉为实际上的国教，如圣公会就是英国历史上形成的实际的国教。了解了上述情况，你能说这些有国教的国家是专制国家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国教并不必然导致专制，真正导致专制的恰恰是那些否定宗教没有国教的世俗极权国家。从当今世界上的国家来看，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主流文化起到国教的作用，来为这个国家提供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起到安顿人心与稳定社会的作用。在古代，儒教的国教作用是自发的，是通过民间教化、礼乐，以及士大夫对政治的参与与转化而实现的，士大夫实际上担负了西方宗教教士的功能。近代以来，因为中国文化崩溃了，儒教不可能再自发发生作用了，所以现在需要借鉴其它一些宗教的形式来重建儒教。只有重建了儒教，并且定儒教为国教，儒家价值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载体，这一组织载体（儒教）才能担负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

原：中国文化的复兴，您认为现在做什么最重要？

蒋：现在重建儒教最重要。从儒教的三个系统来看，首先是恢复然后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遭到的最大摧残是中国文化经典的崩溃，而中国文化经典崩溃的要害是中国儒家经典的解经系统被西方文化解构了，或者说改变了。虽然中国儒家经典在文字文本的意义上永远不会被消灭，永远会存在，但由于丧失了中国儒家经典的解经系统，即丧失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解释系统，有经典文本存在但我们现在却读不懂了！所以，恢复重建儒教的解经系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因为儒家经典是重建儒教的前提条件，没有儒家解经系统的重建，就不会有儒教的重建；没有儒教的重建，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其次，从政治层面来说，重建儒家的“王官学”解决中国政治权力一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也是当务之急，因为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解决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出现了“文化歧出”，即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百年来的显学，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港台新儒家，都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都是“文化歧出”，而这种“文化歧出”的政治解决方案不能解决中国百年来“合法性缺位”这一政治秩序重建最根本的问题。解决百年来中国政治“合法性缺位”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要向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讲清楚，要在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达成解决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共识”，要克服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年来的意识形态分裂，为中国的政治家指明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最后，从社会层面来说，要建立一个儒教社会，把古代儒家在社会中做过的事情再重新做起来，比如，普及经典教育、振兴社会道德、建立乡约自治、推广善良风俗、制定生活礼仪、主持祠堂祭祀、开办书院讲学、维护地方治安以及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修建医院、敬老院、孤儿院，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设立义学、义仓（助学基金与济贫基金）等。总之，这些方面的事情都很重要，都应该做。但是，从目前来看，推广儿童读经应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复兴中国文化的担当者，时不我待，越早越好，应该从现在就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