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生：为万世开太平

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原道》辑刊十年记

作者：王甬

《读书时报》2004年10月6日头版

1994年，《原道》辑刊（第八辑、第九辑因技术原因改名《新原道》第一辑、第二辑，自第十辑起恢复原刊名及期号）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李泽厚、庞朴、叶秀山、余敦康等老一辈学人命笔祝贺，新一代学人郑家栋、刘军宁、陈晓明等惠赐佳作。该辑所刊文章，直指时下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如“中体西用”、“文化危机”、“文化重建”，等等。《原道》辑刊第一辑即以认同归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态度和拒绝盲从的理性态度，使自己在当时思想学术的浮躁华宴中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

1995年至1998年，《原道》辑刊第二、三、四辑先后刊出李泽厚、庞朴、韦政通、邹谠、林安梧、陈来等海内外著名学者的重头文章，围绕“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启蒙与后启蒙”、“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建设”、“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等思想主题展开深入探讨。李泽厚的“新的内圣外王之道”、陈明的“新的中体西用之道”、何光沪的“新的返本开新之道”、赵峰的“新的天人合一之道”等著名观点先后在各辑中首次提出或详细论述。

1999年至2002年，《原道》辑刊第五、六、七辑出版，该三辑的鲜明特色是蒋庆、陈明、邓小军等学者与新自由主义、新左翼等“热销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辩难论争，使《原道》辑刊在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交锋的时代场景下，其抗拒盲从迷信、反对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原则的立场日益突出。《原道》辑刊自第八辑起因为技术原因改名为《新原道》第一辑，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但立场不变，宗旨依旧，风格如前。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命运多舛步履维艰，在所谓的“现代化”或“西、今、新”对“中、古、旧”持续不断的批判质疑和解构颠覆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一直被动挨打，节节败退。这一切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此时的神州大地，非但文化失语，国亦几将不国！如果说在时危势困中，人们激烈反传统的情绪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社会整合和理性重建的时代，对矫枉过正的反传统历史作出冷静的反思，并寻求中国文化的重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应该成为一种新的共识。

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中，人们仍然为情绪化所支配，在指桑骂槐和“荆轲刺孔子”的批判策略里，传统文化几乎再度成为一切不合理的历史情景和现实状况的代名词而受到指摘。拿来主义是对的，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沉沦，却使思想界学术界成为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跑马地，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存在性问题被迅速转换为中西文化之间知识价值是非优劣的学术性问题。进入九十年代，此一问题不但没有较好解决，反而被学界的“学术化”倾向推至极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为何？前途何在？还有没有合理的价值？还能不能实现自我转换和更生？

当此中国传统文化不绝如线之际，《原道》辑刊聚集有识同人，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希冀儒学一阳来复，苦苦追问：“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原道即是找路，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的路，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路。”故此，《原道》辑刊继承儒学对生命的人文主义理解，相信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我们的生命里统一，生命因此统一而获得意义，传统因此统一而永葆青春。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这样一种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良性互动陷入严重危机。但国人却想当然地认为病根在于传统文化而不是自己身上。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误将生元作病元。正如一个人没有了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就会得失忆症一样，一个民族没有了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也会由失忆而失语，由民族特性的丧失而导致内在性的丧失，成为没有主体性的主体，从而失去存在的价值与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原道》辑刊立场不仅仅是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上的执着，而且必然也是民族立场和民族利益上的执着。

这样的视角决定了《原道》辑刊不可能像“国粹派”、“顽固派”那样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一切都是中国的好、古代的好、儒学的好，而是“法圣人之所以为法”，以化古新古的姿态创造新文化，熔铸新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传统永远而且也必须是“在路上”，是一种“进行时”，与时偕行，生生不息。《原道》辑刊认为，文化传统作为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符号系统，它与民族生命是一种“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求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传统中国文化的危机根本上讲就是在旧的符号系统因不再能承担起“表达/塑造”功能而遭否定后，知识界迄今还没能建立起一个能够承担这一“表达/塑造”功能的新的话语系统，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原道》辑刊的责任，就是要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这样一套话语系统。

《原道》辑刊认为，在这样的目标下和过程中，东西、左右的区分仅有相对的意义。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而且，既然文化是民族生命的表征，那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形貌与我们民族在当代的生命形态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对于所谓儒者来说，首先需要追问的应该就是，那“未被规定的存在”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和创造才能获得自己康健畅达的现实形态，获得自己所应有的本质特征？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原道》辑刊可以说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初见成果。

弹指一挥，十年流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刊物初创迄今，《原道》辑刊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个年头。如今，已经有一批年轻学人认同追随《原道》辑刊的立场和方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当前学术界的知识生产和评价体系给予了某种解弊。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原道》辑刊一直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目前在大陆和台、港地区已都有一定影响。作为一份民间性的学术刊物，《原道》辑刊自创办以来艰难行进的历史意义，也惟有放置于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流变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以彰显。

原载于《读书时报》2004年10月6日头版